请问，当今中国“大型钢铁集团”优势在哪？

xiaozu

近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钢铁行业转型升级、兼并重组等一系列热点问题再次牵拽着舆论视线。

有信息显示，宝钢和武钢合并重组后将成为1家特大型钢铁集团，未来我国还会在此基础上再组建2-4家超大型钢铁集团……

当今，在中国钢铁行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把企业做大并提高产业集中度，就真的能够充分发挥企业优势吗？

提出这种问题，似乎不合时宜。因为，“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已成为当今业界及舆论的主流声音了。理由：从全球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低；从行业看，缺少超大型企业集团，综合竞争力较弱；从技术看，大型企业集团有利于降低综合运营成本……等等。

这理由，是一种理论上的逻辑；但在现实国情之下，或未必完全对路。

中国钢铁，曾经是计划经济观念最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产业，无论政府或行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习惯于把国有大型钢铁企业作为管理、改革、技术、资源、市场等各方面研究的重点，乃至长此以往而潜移默化地在人们心目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某种相对固定的认知模式及思维惯性，即：我国中小钢铁企业是落后的，钢铁企业规模必须要做大，设备越大型化越好……似乎，不唯大，就不先进，就没有竞争力。

但是，几十年的市场检验告知我们，一个企业是否先进或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规模”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而是要依据企业自身产品特点和资源禀赋实际，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企业规模，真正做到比较经济下的利润最大化，这才是最符合市场多元需求的……然而，甚至到今天，业内很多人仍不愿触及此敏感话题。因为，我们早已把钢铁企业的“唯大和规模”＝“先进和效益”。

其实，规模并不等于技术。如果我们观察中国现今钢铁业现状，现有的最先进的装备已经可以作出很多精品，或不一定完全需要再大规模建设更多所谓精品项目。否则，只会使产能继续扩大，总量控制的难度也愈大……当前，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一种极其重要的“观念”，并由此延伸对投资“取向”的再认识――精品是技术问题，而不是规模问题。

多年来，这种过于“唯大”的观念甚至作用于钢铁投资体制和技术改造思路，乃至经多年沉积下了“唯大”所造成的落后产能“过剩”，甚至包括先进产能“过剩”。对此，如果我们仍不能有所触动和醒悟，中国钢铁行业在当前供给侧改革及兼并重组过程中，或将产生一些新的矛盾。

观念作用于体制，体制延伸出政策……

曾记否，我国钢铁产业政策明确规定，钢铁企业要扩大规模并提高门槛，1000立方米及以上高炉将享受差别电价、水价等优惠措施。这明显不适合长材生产企业，生产同样长材产品，用450立方米高炉、50吨转炉生产线，吨钢要节省60公斤标准煤。这意味着淘汰落后产能，全国钢厂只剩下1000立方米高炉后，再生产长材产品，全国每年将有1500万吨标准煤或被白白消耗掉，这也是我国钢铁行业之所以会出现“先进产能赔钱，落后产能挣钱”怪现象的原因之一。

在国际上，一些知名钢厂如日本的神户、富士、小仓，欧盟的奥钢联，澳洲的新西兰等钢厂，都采用60-80吨转炉生产优质线材、小型材。因此，若将属于先进和比较先进的，同时能与轧机相匹配，尤其适合多品种、小批量的优质钢和合金钢生产的50吨及以上的转炉，在政策上划为限制类装备，很值得商榷。

传统观念，必须摈弃。

单个设备的先进，并不代表行业整体先进，以及环保、节能等系列问题。对于可以通过技术改造，在环保与节能减排等方面能够完全达标的高炉或企业规模，应该允许其适者生存。

再者，过分追求钢铁项目建设规模并不意味着就能提高产品质量，也更不完全意味着就能优化钢铁产能。我们知道，德国的百年钢铁企业，年产量只有不足百万吨，但已经发展了150年了。如果一个不足百万吨的小钢厂在钢铁强国中能生存150年，主要就是依靠最适合用户需求的品种和高质量的产品，培育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力。

还有，对于产能过剩的老话题，几乎已经说的较为足够和透彻了。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或是没有或很少提及的，即：“膨胀产能”。例如，若炼钢转炉设计产能是100万吨，但实际产能可以达到200万吨……假如转炉炼一炉钢需要50分钟，但是如果只炼30分钟（偷工减料），时间缩短了，产能相应可以提高。曾有调查发现，约有10%的企业转炉冶炼时间仅20几分钟，吹氧时间仅10分钟左右，为了追求产量，过度压缩吹炼时间，降低了产品质量档次。

“超装”铁水，也同样可以“膨胀产能”。超装铁水后，转炉中的煤气和二氧化碳都不能有效回收。这样，虽然产量高或利用系数高，但钢中的有害杂质多、质量低、能耗高，煤气不能充分回收利用，也更无从谈起科学发展理念。

应当承认，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这是我们多年来过分追求大型化造成的一种后果，乃至直接导致产能过剩（当然，还包括其它因素）。对此，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部门有责任吗……？

对于相当一个时期舆论穷追不舍的指判——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差”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换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视角去观察：一个行业的集中度，要看产量最高的企业集群所占比重，也要看这个企业集群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能简单地与国外类比。我们常说日本、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国的特大型钢铁企业只有3家或5家左右，集中度很高，但我国钢产量是他们的6倍多。按6倍多的比例，我国集中度覆盖面应是20多家规模在500万吨以上的大型特大型企业，而不是10家，更不是3至5家。

此外，若就企业生产要素来说，500万吨以上产能的企业，即可完全具备工艺装备、节能环保、品种质量等优质条件，这些企业群体是产业集中度的内核。因此，将我国钢铁企业前20多家作为集中度衡量标准，或更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阶段下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实际……

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实践和国情特征再次说明，中国市场的多样性和多层次，国土资源条件的不均衡性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等，再加上钢铁运输半径的特性，决定了中国钢铁行业布局必然是“大中小相结合”。在政策层面上，也不宜简单地“以大压小”，“只大不小”，更不能简单而形式化的“集小为大”。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适合市场的，才是高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才是具有活力的。评判企业优劣的标准，不是看其所有制性质，也不是凭其规模的大小，而最关键的是要看其是否具有市场优势和成本优势。

不是吗？

当前来看，渤海钢铁集团、东北特殊钢集团、中国中钢集团……规模大吗？无疑，规模都是很大的。但其运行效果呢？

与此同时，业界内外也正在密切关注着中国钢铁“巨无霸”——“宝钢与武钢战略重组”之后的未来愿景能否如期实现……

现实国情，既决定着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模式，也决定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

钢铁业，亦如此。

其实，更加深刻的思考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产业政策究竟是功不可没？还是乏善可陈？